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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反法西斯文学互译——
传递守望和平共同心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不论是中国抗战文学在海外的翻译与传播，还是外国二战文学在中国引发的共鸣，都反映出世界人民守望和平的共同心声，也从侧面记录下中外文学交流的进程。让我们再次探寻这些经典作品走过的世界之旅，感受其中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和精神力量。
中国抗战文学：
全面彰显民族气节
萧红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其代表作《生死场》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彰显了鲜明的民族意识。该书1935年12月由奴隶社出版，上海容光书局发行，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将其收入《奴隶丛书》，并在序言（《萧红作〈生死场〉序》）中认为，作品写出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其中“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更是令鲁迅印象深刻。
在海外，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萧红情有独钟。1971年，他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毅然选择萧红这位彼时在美国几乎无人知晓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1974年，葛浩文完成博士论文，并于1976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海外首部萧红研究专著《萧红评传》，对于萧红走向世界起到了关键作用。该书此后多次修订，从中可以看到葛浩文曾访问过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等历史亲历者。
此后，葛浩文翻译了《生死场》等众多萧红作品，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了他与杨爱伦翻译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被众多图书馆收藏，推动了萧红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此外，德文版《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由德国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详细分析了《生死场》，认为作品在表现日本侵略之外，更将“场”升级为一种象征，而这种象征效果，正是通过小说生动形象、手法高超的一个个画面实现的。《生死场》突出的画面感，使它具备话剧改编的潜力。2004年，田沁鑫执导的话剧《生死场》与观众见面。次年，该剧登陆韩国，由韩国话剧演员以小剧场形式演出，引发当地观众强烈共鸣。
《生死场》写农村，《四世同堂》则写城市。“以小说的主题与结构来看，老舍必然有心写作一部史诗式的作品，向欧洲19世纪的历史小说如《战争与和平》等看齐。”学者王德威如是评价老舍的《四世同堂》。作为老舍最长的一部作品，《四世同堂》有着丰厚的意蕴与绵密的细节，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世同堂》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中心，集中表现了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的生活与反抗。老舍在作品中痛心地写出了古都北平的文明气象如何被日寇的铁蹄毁坏，世代崇尚和平的中国人如何忍无可忍，走向觉醒、抗争与自新之路。
《四世同堂》在英语世界的翻译，老舍本人参与其中。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期间完成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创作，并与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浦爱德合作翻译了《四世同堂》英文版《黄色风暴》。
浦爱德出生在中国，父母皆为传教士，回美国后参加了由埃德加·斯诺等人发起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她看不懂中文，却听得懂，口语非常好。老舍一段一段地念，她随即译成英文，再跟老舍确认，就这样将《四世同堂》翻译成英文。
1951年2月，《四世同堂》英译本问世，《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于11日同天发表书评。美国作家赛珍珠认为，老舍的中国立场让《四世同堂》“超越了一个民族、一场战争或是一个时代”。1955年，法国普隆出版社以《黄色风暴》为名，出版了老舍的《四世同堂》。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非常推崇老舍的作品，曾在1996年法国水星出版社新版《四世同堂》的导言中称老舍为“老师”。《四世同堂》写战争，又超越战争，被翻译至日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四世同堂》还经历了两次从英文回译为中文的过程。原作第三部《饥荒》的部分手稿在完成后未能及时发表，后又散佚。1982年，译者马小弥根据《黄色风暴》回译了该书最后13段，补足了原来残缺的故事。2014年，出版人赵武平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浦爱德档案中，找到了《四世同堂》的英文译稿原稿，比《黄色风暴》多出3段，细节也多有不同。赵武平从此稿回译了10多万字，尽最大努力还原了作品原貌。
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投身抗日斗争的红色经典，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其中的代表作有《荷花淀》《新儿女英雄传》等。
1945年5月15日，孙犁的《荷花淀》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小说对纯美人性的讴歌，对冀中水乡自然环境的生动描摹，形成了“清荷”般的气质，在抗战题材作品中独树一帜，一经发表就获得颇高关注。
与在延安文艺界产生轰动相呼应，孙犁作品在海外也受到读者欢迎。1947年4月，小说散文集《荷花淀》被编入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由香港海洋书屋印行，收录《荷花淀》等6篇作品。《北方文丛》出版后，曾在港澳和东南亚地区产生较大影响，首开孙犁作品海外传播先河。
20世纪80年代，中外文学交流日益密切。借此契机，《中国文学》杂志时任主编杨宪益提议创设“熊猫丛书”，以英、法两种语言向西方系统译介中国文学。“熊猫丛书”翻译了190多种中国文学作品，发行至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翻译家沙博理、戴乃迭、俞筏琴合译的《孙犁小说选》列入其中，1982年出版。同年，戴乃迭翻译的《风云初记》《荷花淀和其他》英文单行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后者被世界67家图书馆收藏。这一系列译介活动凸显了孙犁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地位。
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以牛大水、杨小梅这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再现了抗战中敌后游击队艰难发展、不断壮大的历程。小说语言通俗流畅，故事性强，1949年出版后，数十年来发行量累计超过400万册。作品被译为英语、日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等出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沙博理的英译本。沙博理1947年来到中国，在多个文化部门工作，翻译过20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包括《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创业史》等红色经典，2010年以95岁高龄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在中国抗战文学的海外翻译与传播中，《引力》堪称是一个特殊的个例。作为“汉园三诗人”之一，李广田以诗歌创作名世。《引力》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其诗化小说的写法与主流抗战文学的风格颇为不同，在国内关注度不高。然而这部作品，竟然在日本再版了11次，被上百所大学收藏。
《引力》的主要情节是沦陷区中学教员黄梦华，因不甘做亡国奴，下决心带着孩子投靠身在大后方的丈夫雷孟坚。没想到抵达时，丈夫已经离开，留下的信中说，自己正向更光明的地方进发。黄梦华也追随丈夫奔赴自由与光明的脚步，开启了新的人生。
《引力》1947年在中国出版不久，就被译介到日本，冈崎俊夫和高田浩分别节译了这部作品。1952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冈崎俊夫的全译本，据学者吕彦霖统计，日本国内114所大学藏有该译本。
《引力》本是一部抗日小说，在日本缘何会产生如此经久不息的“引力”？除了美学和艺术方面的原因，日本学者、作家奥野信太郎的一段话或可揭开这个谜底。在《读〈引力〉》中，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深信美国的占领政策会使日本民主化，后来却显出了使日本军事基地化、殖民化的意图。一旦被施予的自由逐渐减少，日本人就有了被压迫国民的感情，于是同小说发生了共鸣。”
外国二战文学：
多维呈现战争与人性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行之时，有一位美国作家的反战小说曾在中国引起广泛反响——约翰·斯坦贝克的《月亮下去了》。斯坦贝克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20世纪40年代，他在中国享有很高知名度，堪与海明威相媲美。1942年，斯坦贝克出版了反战题材小说《月亮下去了》。作品以一座北欧小城为背景，讲述了当地民众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故事。斯坦贝克曾从德国占领区逃亡到美国的流亡者口中，了解到敌占区人民建立地下组织抵抗侵略的动人故事，小说中不乏现实的影子。《月亮下去了》问世后，很快卖出了50万册，还被改编为戏剧和电影。
《月亮下去了》也受到中国知识界广泛关注，该书出版第二年，中国就出现了至少5个译本。其中包括马耳翻译的《月亮下落》、胡仲持翻译的《月亮下去了》、赵家璧翻译的《月亮下去了》、刘尊棋翻译的《月落》、秦戈船翻译的《月落乌啼霜满天》，后三者此后又再版，影响较大。
赵家璧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美国文学很感兴趣，读过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1942年，他在桂林看到了《月亮下去了》，很快就读完了，作品中侵略者的横行霸道，沦陷区人民的不屈抵抗，让他觉得这讲的简直就是中国沦陷区的事，遂对作品全文进行了翻译。该译本问世后再版多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苏联的反法西斯文学创作，几乎与卫国战争同时。卫国战争爆发之初，苏联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奇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神圣的战争》一诗，鼓舞人民众志成城，投入“决死的战争”。卫国战争期间，1000多名苏联文学工作者，参加了红军和游击队，还有大批作家在后方支援前线斗争。据统计，有400多位作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亲历战争或间接参与战争的苏联作家拿起笔，创作出大量享誉国际的反法西斯文学经典。
中国对这些作品的译介非常及时，1941年5月创刊于延安的《解放日报》，至1945年抗战胜利，发表了152篇苏联文学作品的译文和评论文章。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有约百种被译为中文。据学者李万春和王蕾统计，1980年至2005年，卫国战争题材小说的中译本出了近百个。《俄罗斯性格》《青年近卫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真正的人》《热的雪》等名著是其中的代表。
在这些作品中，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196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称得上家喻户晓。小说讲述了在瓦斯科夫准尉带领下，驻守某车站高射机枪班的5名女战士，在密林中与空降的德军小分队周旋、搏斗的故事。随着5位青春靓丽、性格迥异的姑娘在战斗中一一牺牲，一种崇高感、悲壮感油然而生。
1977年，《世界文学》复刊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作为重要作品在第一、二期连载。小说的译者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俄苏文学翻译专家王金陵。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单行本。之后，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长期畅销。202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推出了白桦熊的全新译本。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连环画、话剧等，观众远超原著读者，表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大剧院推出了原创同名歌剧，并于2018年赴俄演出。原著的影响经久不息，究其原因，瓦西里耶夫亲历过卫国战争，能将战斗的残酷表现得十分充分，同时，他在小说中实现了英雄颂歌与抒情美学的完美平衡。
德国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在中国也享有很高知名度，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该书作为作家的处女作，1959年甫一出版就大获好评。小说英文版1963年在美国出版后，连续9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1980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说，“《铁皮鼓》是二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铁皮鼓》中，主人公奥斯卡无意中发现母亲与表舅偷情，又目睹纳粹势力猖獗，于是决定拒绝长大，跳楼之后变成了侏儒。他整日敲打一只铁皮鼓，吟唱歌谣，针砭时弊。格拉斯用这个畸人流浪的一生，编织出一幅纳粹统治下的社会“百丑图”，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讽刺了历史的荒诞。
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胡其鼎就翻译了《铁皮鼓》的一个章节，刊登于《外国文艺》。1990年，胡其鼎翻译的《铁皮鼓》全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格拉斯新颖的写作手法令文学界惊叹，上海市作家协会马上购入几百本，作家会员人手一本，作为学习范本，国内还掀起了模仿格拉斯式黑色幽默的热潮。
这本书深刻影响了众多中国作家。作家邱华栋说：“格拉斯有民间说书人的气质，通过讲述离奇、怪诞的故事抓住读者的心，将20世纪德国和欧洲历史以被哈哈镜变形的形象呈现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真相和它变形后的样子。”作家徐则臣则表示，每年都会随机阅读几本格拉斯的小说，看得比较频繁的是《铁皮鼓》和《比目鱼》。
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托马斯·基尼利的《辛德勒名单》，影响甚至比《铁皮鼓》还要大。小说以真实事件为原型，着力探究德国纳粹党员、发战争财的工业家辛德勒，为何不惜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拯救出千余名犹太劳工。基尼利在小说中让主人公在“大义人”与“大恶人”之间摇摆，塑造了一个含混复杂又崇高可敬的人物形象。
《辛德勒名单》译者、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冯涛介绍，该书的缘起颇为传奇。1980年，基尼利在美国一家箱包店认识了店主、“辛德勒幸存者”普费弗伯格，从他的嘴里第一次听到辛德勒的大名。普费弗伯格得知基尼利是位小说家后，向他热心地展示了自己保存的关于辛德勒的大量文件，并亲自陪他远赴波兰，实地踏访了克拉科夫以及跟辛德勒有关的地点，协助作家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基尼利之所以受到奥斯卡·辛德勒的吸引，是因为“在他身上，你没办法说清楚投机主义究竟在何时让位给了无私救人。我喜欢这种具有颠覆意味的事实，即精神的力量和美好的意愿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大放异彩。”
译者冯涛1995年到南京读书，适逢电影《南京1937》上映。影片带来的那种切肤之感、锥心之痛，令他久久难以平复。电影《辛德勒名单》上映后，他也是过了很久才看。直到在编辑生涯中碰上《辛德勒名单》原著小说，冯涛朦胧地感觉应该做点事，弥补自己在南京的遗憾。他用心翻译了这本书，中译本2009年出版后多次再版，销量约8万册。
在中国出版界，以反法西斯为主题、汇聚世界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工程，非《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莫属。1995年由重庆出版社推出的这套书，选编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作品，以52卷、3000万字的体量，成为国内外首部全面、系统反映世界反法西斯文学风貌的书系。书系所收作品的作者达600多人，包括肖洛霍夫、海明威、福克纳、斯坦贝克、加缪、萨特、莫拉维亚、泰戈尔、聂鲁达等世界级文豪。这套书由刘白羽任总主编，译者团队近300人。
201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梳理了当代外国文学经典中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名著，推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经典丛书》，为读者提供了反法西斯文学经典的可靠译本。
这些作品只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的冰山一角。它们以使命感和正义感，鼓舞民众斗争、凝聚团结力量，深入探讨战争对人性的异化与救赎，弘扬自由、正义、奉献、牺牲的价值观，其艺术感染力超越地域与民族界限，在世界读者心中产生了长久的回响。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5月29日 第 07 版）
【编辑:付子豪】